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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，各方面正在达成共识，而且很多时候政府机构就是问题的源头。
沈联涛/文
没有谁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适合评论经济。迄今为止，亚裔经济学家中惟一获奖的是阿玛蒂亚森（Amartya Sen），但他住在剑桥。作为一名金融监管的实践者与学者，我将借鉴诺贝尔奖理论，对当前亚洲经济进行分析。 200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总结道：“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多数成果，至多可用‘无用’来评价，更苛刻一点可以用‘有害’来形容。”最近，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(Elinor Ostrom)进入我的视野，她对我们理解集体行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和科学家一样，经济学家笃信自己的理论和信仰，排斥新的理论。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很难被撼动，出现不同于此的理论要么被嗤之以鼻，要么被认为是有缺陷的。但在这场危机中，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失败，动摇了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基石。
自由市场的理论起源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的论点：个人的逐利行为可以产生公共福利。自由市场经济的笃信者认为，如果政府不插手，让个体自由地去做自私自利的事情，会产生最大的福利。这正是华尔街鼓吹并实践的，但却引发了1930年以来的最大的市场崩溃。
在1968年，生态学家盖勒特哈丁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，叫“公地悲剧”，挑战了斯密的观点。哈丁描述了这样的情景：个体农民完全从自己利益出发，不受约束地放牧，将导致公共用地被过度放牧，由此破坏了公共用品和环境。我们已经观察到，对森林的肆意砍伐是如何破坏生态的可持续性，并最终导致了全球变暖。哈丁的论文激发了人们对公共品使用的关注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今年获得诺贝尔奖，与此相关。
有两种传统方式可以阻止公地悲剧发生。一是政府通过征税制止侵犯公共物品的行为；二是将公共物品私有化。
自由市场学派更偏向私有化，但经验显示，私有化很可能会导致“特权拥有化”，只有掌握了特权的人才会从这种私有化中得利。已故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曾论断：甚至最激烈的斗争者——占山为王的“土匪”，也会保护公共利益，因为他从公共品中的分成最大。
奥斯特罗姆是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，她本身是一名政治学家，还是一名行为学的实证分析者，但并不是一名纯理论家。她指出，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大量集体行动困境的案例（比如公地悲剧），这些困境不是由更强的政府管制或者私有化解决，而是通过自我约束解决，这意味着个体的利他行为会导致对公共物品的保护。很多群体通过有公益心的个体、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来解决集体问题。
奥斯特罗姆认为，使社会协调运转的关键在于“互惠”“声誉”和“信任”之间的关系。她将互惠定义为人类行为或个体之间博弈行为的一种策略，最著名的故事便是“投桃报李”。“互惠”是促使人们产生“信任”和“声誉”的前提。如果对手合作，你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公共利益；如果对手不合作，多数社会会强制执行一些惩罚，比如点名批评、羞辱及孤立等。
大多数人通过互惠来形成“声誉”，短期来看是不断地付出成本，但是从长期看来会获得净收益。“信任”是一项相当有价值的资产，可以产生社会内聚力。没有信任的话，人民用脚投票会导致社会分裂。公地悲剧之所以会发生，就是因为个体不信任彼此。
为了打破一些集体行动的困境，奥斯特罗姆强调传媒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。如果学校的教科书一直宣扬个体利益，那么金融领域出现像电影《华尔街》中的戈登盖柯(Gordon Gekko)及“金融巨骗”伯纳德麦道夫（Bernard Madoff）这样的人物便不足为奇。
奥斯特罗姆还建议，国家的角色该做出些变化，她认为“全国性的政府对于管理国际型的公共物品来说太小，对于管理小范围的问题而言又太庞大了”。她建议政府和民间团体进行合作，给民间团体足够的空间和支持，来解决一些政府不能够有效解决的小问题。换言之，她反对那种简单的观点，认为世界的问题只是由政府和私有企业解决。公共物品领域需要公民以一种主人公身份参与进来。
传统上，亚洲社会将治理分为国家和家庭两个层次。公司的兴起将治理划分为三个层次，即国家、公司（私人所有）及家庭。如今，又有了另一领域，即民间团体，这里的公民希望共同合作以保护公共利益，比如环境保护、教育、公共健康和社会福利。对于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，各方面正在达成共识，而且很多时候政府机构就是问题的源头。
奥斯特罗姆提醒我们，政府须和民间团体合作来增强社会凝聚力。遗憾的是大多数政府不会想到或不愿和民间团体合作。但这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。■
作者为《财经》杂志特约经济学家，香港证监会前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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